“外行”为何总是影响“内行”的小小思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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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外行”为何总是影响“内行”的小小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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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最近的事故案例分析我选取了北海LNG的一个管道施工事故，在选择这个案例一开始，我的想法就是分析一下事故里不按安全流程办事的弊端，但是，真正深入了解过后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这个事情如果深究起来，相关的领导其实都有一定的责任，审批的人员本身就对这个工作不上心，而且有明显的证词矛盾地方，说明当日的审批工作一定出现了某些问题，然而，最后的最后却让执行命令的人去“背锅”，这实在是让人感觉无奈。

       整个事情下来，七个无辜的生命枉死，一个仪表工程师背锅。这里面最让我感觉可惜的是里面一个姓梁的工艺工程师，整个事故中，他跑现场，跑票证，沟通中控，沟通施工，跑前跑后，结果最后被烧死了。虽然我知道，工艺工程师就是跑现场的，本身确实工作地位“不高”，很多网上的人也说干工艺苦，但是，他也是北海LNG本身员工里唯一一个真正执行一线工作的人，最后北海LNG也只死了他一个，这实在是让人感到讽刺，一个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的人，反而没有好的结果，而那些每日不知在忙什么的“领导”“行政管理人员”，尸位素餐，反而连基本的问责惩罚都没有，最严重的惩罚居然只是“约谈”？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“愤怒”，然而几分钟后我又平息了，我的“愤怒”又有什么用？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乏这样的悲剧。

       按道理来说，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对实际落实的工作起到辅助作用，比如医院里，医院的行政人员应该能够让医护人员可以专心于医疗工作，大学里，行政人员能够为师生服务，给他们的学校和科研创造良好的条件，但是实际生活中，这些都是颠倒的，因为行政人员因为有管理权，反而给真正做事的人带来很多负担，我的室友跟我不是一个系的，经常跟我吐槽，他们系的教务每天三点就不在学校了，每次要办点事情都麻烦得要死。我大吃一惊，因为行政人员明明是五点下班，一些认真踏实的，比如我们的教务老师，往往会加班到六七点，怎么可以三点就下班？这种还是只是很轻的一种“影响”，另一种较为严重的就是行政体制对学术工作的影响。

       最近有个事情网上很火，浙大的社会学系系主任向校方递交了辞职信。根据网上的资料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个赵主任，是芝加哥大学归国的教授，他2016年回到浙大，想要在国内办一个弱行政，强学术的社会学系，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学系。浙大的师生资源自不必说，校方还承诺给钱什么的，但是等赵主任真正回来，才发现钱是没有到账的，他一个主任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，还要天天出去化缘。

       从网上公布的信息来看，赵主任的一些改革方案，确实是较为先进的，浙大社会学系的QS排名持续上升，到了大陆第四，师资力量也加强了，但是，因为赵主任的改革方案里，老师不做项目，不申请课题，最后学科评估只拿了B+。我一看到“不做项目，不申课题”，就对赵主任肃然起敬，知道他确实是个理想主义者，因为国内再好的系也不敢这么玩，项目和课题直接影响了本系能够拿到的教育资金，更是影响自身系的国内排名，真不做项目课题，B+都算是比较好的结果。

       不过浙大的行政领导估计自己并不懂这些，行政班子和教授班子想的东西完全不一样，你的学科评估下降了，那可是要影响自己的乌纱帽的，你的学校有新的学科，排名上升，你的脸上才有光，中国的大学评估还格外重理轻文，要想排名上升，学科不仅要全面，还要重视理工医，我离开我们大学的时候，学校还在紧巴巴筹备医学院，校领导明明知道短时间搞出来的医学院必然水平不佳，教出来的学生必然耽误四年光阴，也要搞下来；因为不搞，学校的排名就上升不了，永远都是“末流”。对于文科，领导的想法就是，你排名能稳住，第二年依然给你拨款，咱们两方都过得去，所以课题项目那是绝对不敢怠慢的。

       根据网上的公开消息：3月19日和21日，系党委书记趁着赵主任外出上海化缘期间，突然发难，接连召开专职会议，批评他原定的方案“站位不够高”，学科评估成绩很难看。她要求年轻老师多申项目，多拿课题，向学术圈传统路子靠齐。同时要剥离副系主任掌管的行政和财权职务。这才有了赵主任递交“辞职信”这件事。

       平心而论，赵主任的做法固然是可敬的理想主义，但是在国内的大环境，改革实在是太过激进了，你可以理想主义，但是你要为其他人考虑，赵主任已经功成名就，但是很多教授讲师还没有，他们的事业或许会因为与传统圈子不接轨而受到影响，除非他们也是理想主义者，自愿接受不做项目课题带来的事业风险。另一方面，行政班子对学术教学“指手画脚”也不是一件好事情，尤其是那些项目课题，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给年轻讲师们划定的“非升即走”规定，更是让许多刚刚踏入学术圈的年轻人压力山大。这直接造成我们的人文学科研究水平始终相当落后，尤其是历史学、社会学、哲学，这三个学科之所以天坑，就在于国内的研究水平实在太差了，中文系略好是因为有古文字与古汉语研究领域撑着，这是母语优势，但是光是这个，国外也有很多研究汉藏语系的学者（尤其是在藏语上），在古汉语方面不比国内的水平低多少。

       举一个我自己的切身例子，我们中文系有一本经常推荐的书籍，叫作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》，其实读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史观没有多么突出的地方，因为文明史观已经太过陈词滥调，但是，作者亨廷顿原本就不是历史学家，这本书是货真价实拿历史作为政治的掩护，将东方与西方的“文明”设置在一个“冲突”的框架下，虽然他的东方和西方，与德里达等人所谓的“东方西方”有区别，但是，其根源其实依然是给自己设置一个“假想敌（他者）”，就是为了自己的霸权思维做注释的一本书。

       之所以举着个例子，是因为二十一世纪是“混合战争（hybrid war）”的时代，欧美的人文社科，也是为政治服务的，但是与我们不一样，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打赢混合战争，如何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，如何逻辑自洽，如何掌握解释权、主动权、话语权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国家却迟迟拿不出任何能够匹敌西方价值体系的、完整的、被广泛接受的东方价值观，这一点着实堪忧。比如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，这个玩意儿，国内自己研究他的人基本都是陈词滥调，真正接受这一套价值观的人有多少？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冷门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教授大拿同样地位崇高，但是，中国的研究者，论文每年都是老三样，形成不了成熟的学派体系，更遑论参与国际性的学术竞争？你可以说，西方主流价值观天然排挤东方的学者，但是许多教授，自己对西方哲学了解不深，东方哲学根骨也丢了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是圈地自萌，你自己不努力怎么能怪出身不够好？

       回到一开始的话题，我们的学术体制改革，如果要开刀，就必然要刀去现在“外行指导内行”的学术学科评价体系，但如果真的这样做，要动多少人的蛋糕呢？如果不动这个蛋糕，我们的人文社科教育怎么跟得上现在的“混合战争”时代步伐？这是典型的“行政”拖累“实际工作”的例子，同样的，在我们的安全工作中，类似北海LNG的事故层出不穷，领导层不懂安全，不知道怎么管安全，拖累实际安全工作；政府班子大搞检查，外行指导内行，影响实际安全工作，这些情况比比皆是，想要真的实现“过程安全”，或许也需要另一番变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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